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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长期面对的资金不足和产品短缺现象不复存在，新的约束条件正在呈现：储蓄和消费失衡造成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大量生产能力依赖国际市场消化；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土地、淡水、石油和重要矿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日益凸显，劳动力素质不高对经济的制约作用越发突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日益加大。
　　怎样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分别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居民消费率，形成城乡、区域互动的发展机制，提高城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笔者认为，以下5个方面是破解新的约束，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着力点。
　　优化结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点和难点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而且增速逐年加快，为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测算，在今后13年，只要每年人均GDP保持6%左右的增长，就可以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不是速度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由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型，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这其中，优化结构既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点也是难点。只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才会不断下降，对环境的压力也才会不断减轻。
　　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工业的发展致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不降反升，到2006年已高达48.9%。预计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将持续到2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此决定了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较高的趋势还将持续七八年左右的时间。即使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受国际分工和国内产业结构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仍将保持较高的比重。因此，到202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仍有可能保持在45%左右。这样，就需要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中高加工度工业所占的比重，减少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保证
　　测算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70%靠全要素生产率，30%靠能源、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1978年～2005年，27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8%，而且近几年来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不断下降的趋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严重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牢牢把持着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近年来，无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我国都到了必须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
　　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衡量创新型国家的两个重要指标。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多在2.5％～3%。2005年我国研发费用占
　　GDP的为1.3%，比过去明显提高。“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分别将2010年和2020年研发费用占GDP的目标值调整为2%和2.5%以上。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占
　　GDP的比重的同时，努力提高全民族创新的意识和自觉性，更好地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9%左右提高到2012年的45%左右，到2020年将接近60%，从而步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缓解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根本
　　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下降。受消费率与投资率此消彼长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消费率越低、投资率越高。2006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2%、41.3%和19.5%，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3、4.6和2.2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和英国等后工业化国家的消费率基本稳定在80%～85%，尽管东方民族的消费率明显低于西方，但消费率合理的低限值约为63%～65%。相比之下，2006年我国消费率仅为49.9%，不仅明显低于消费率合理的低限值，也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导致国内储蓄增长过快，以及随着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大量生产能力依赖国际市场消化，从而造成内外经济不平衡；另一方面，消费率偏低意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这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有悖于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期待。
　　今后一段时期，多种因素将促使我国消费率稳步上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矛盾将逐渐缓解。这些因素主要有：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随之提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不断向居民倾斜。二是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居民消费预期将有所改善。三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等消费结构会继续升级。四是消费环境将不断改善，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预计2006年～2010年消费率将缓慢回升到52%；2011年～2020年受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的影响，消费率回升的速度将有所加快。预计到2020年，消费率将达到60%左右，投资率将在40%以下，消费和投资将趋于协调。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这决定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为此，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人口总量大且农村人口比重高是我国的一大国情，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立足点。从农村角度看，要使农民富裕就必须减少农民，促使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要继续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多层次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增强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重视解决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城镇化发展开始加快，但是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1991年～2006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09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化率达到43.9%。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左右，届时将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在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繁荣。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适宜条件。
　　加快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布局是协调区域发展的保证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00年全国小康生活水平的测算，中国东部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小康，中部地区实现78%，西部地区只实现56%。2005年上海和北京两个直辖市人均GDP已经超过45000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已经超过5000美元，而西部地区还有3个省的人均GDP低于8000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不足1000美元。从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8的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辽宁、广东、江苏等七省市，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其中上海超过0.9，北京和天津都超过0.85，而西部五省区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7。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和不断落实，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的差距，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实质性差距可能很难发生重大逆转。有鉴于此，一是要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和提高城镇化水平，促使资金、人才和项目合理地向内地中小城市转移。二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三是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形成东部支持和帮助中西部发展的合作机制和互动机制，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www.ctaxnews.com.cn 2008.01.02  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