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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改重大信号：目前企业税费很高 不符合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来源：易金经

发布时间：2017-01-16

近日，关于中国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的大讨论再度引发讨论。我国的税负结构是否合理？企业减税的成效是否明显？个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又会驶向何方？对此，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接受了网易财经旗下易金经直播平台的专访，深度解读“税负风暴”中的真真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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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税改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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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我们的整体宏观税负的水平高不高？


刘桓：2008年我们把所得税定为25%，当年的所得税是25%，当年国际上平均所得税水平是28.2%，但是中国周边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他们是25.5%，所以这样对我们招商引资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当年定税负的时间树立了一个目标，等于定税我们长期是不滞后，不仅要低于国际水平，尤其要低于世界各国水平，所以我们定的是25%，这样保证我们在招商引资当中处于优势。我们当年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有点遗憾，我们中国的税改有点生不逢时，因为刚刚开始改以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各国忙着救市。而我们中国当时当时刚刚改的时候，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么清楚，所以税定的比较低。人家降，你没动，跟不上了。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近十年税负是25%，这个税负在世界上特别低的优势在减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东盟国家，他们降的很多，所以这样一比的话，我们的税收比他是高的，所以我们说高与低我们要动态的去看。静态的去看，我们比欧共体国家要低，但有一个问题，像美国是收所得税，所以整体的宏观税负比较高，但是企业本身承担的税负确实比我们轻。


刚才谈到2016年中国最大的税改就是营改增，这个不仅是税收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举措。营改增以后是不是大家所期盼的那样，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了。营改增从税收编制的机理来看对企业有好处，比如说一个产品可以发票抵扣，所以成本可以降低。营改增自身企业，总理说过，说营改增当中要让每一个行业的企业的税负都只减不增，这个从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有很多问题的。大家看营改增，实施的过程中更多依靠是税政，就是具体的税务部门在处理这样一个税务的过程当中，我们让企业做出哪些反应？比如你的会计科目去做哪些变化，这些是非常具体的。这些不是很明确的话，或者和过去有纠结的话，很多政策很难马上落实到位。所以这就使得我们企业有点懵懂，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去解决它，所以今年的问题还是有一些不衔接的地方，我们在操作当中有很多问题，没有彻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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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税费不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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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新兴行业和金融行业，很多企业利润率只有10%左右，我们的企业税负是不是过高了？


刘桓：中国的税收简单的说叫双主体，一方面有流转税，一方面有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收主体之间没有严格的制约关系。比如说增值税，比如说这个东西卖100元，那你就要交17%，就是117元了，所以购买者要花117元去买。但是企业去算赚还是没有赚，和这17块钱没有关系的。这个企业有成本变化因素、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等等，这个企业没有赚钱，就是亏损的。如果是所得税的话，就没有问题，赚钱就交税，不赚钱就不交税。但是流转税是一开始先把钱扣了，企业亏损了，这个税是不能退的。所以很多企业一方面亏损，一方面还要交税，这就造成了亏损企业还交税的说法。去年很多企业都在抱怨，所以这个是中国税制设计当中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东西。

在中国现在是这样的，实体企业确实比较困难，经济处于下行的状态。但是我们每年的GDP还是增长的，财政收入虽然不是过去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但是还是有7%、8%的增长，这个就使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随着经济上行、下行的调整而产生自动的自调整。

去年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供给侧改革，六项举措其中有一项举措就是降成本，为企业降成本第二条就是税费。中央很明确，目前企业税费很高，不符合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这个大方向肯定是清楚的。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去探讨企业税收不管是重还是轻，其实这个早就有了，关键是怎么调节。最近我在提一些建言，我觉得中国要解决问题的话，还是要从增值税入手，因为所得税是你赚钱就交税，不赚钱就不交税，因此应当从流转税上解决企业税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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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在中国未必是最好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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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税收近90%是企业税收，10%是个税。税收结构有没有调整的余地？


刘桓：国际上有两种税收的治理思想，一种是在流转环节，比如法国在50年代开始有增值税，现在大概有100个国家以上采用的是法国的增值税，但是相对于以前的营业税好多了，它的设计应该是很不错的。再一种流派就是以美国为主，不收流转税，他有消费税，消费税中谁是消费者谁交税。

现在中国从税收统计数字来看，应该是税收负担比较重。但是这个不是很严谨，最终消费者一次付费和中间环节没有关系，这个对于产品创新、对于知识创新本身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每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都要为增值税伤脑筋，因此销项、进项，这个企业管理成本就很高。

因此我们国家纳税程度不是很高，有的是客观的，有的就是恶意了，但是总而言之有空子，在美国没有空子，你就交企业所得税，这些税负全都由消费者交。所以这样一种管理方式的话，成本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的税收制度从总体上看确实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有一些学者认为，增值税在中国未必是最好的税种，我认为可以这样去讲，增值税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因为大工业时代的特点是生产成本当中物化成本比较多，这个企业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涉及到的增值税是销项税减进项税，只限于你购买物的部分，所以你购买的物的部分越多，抵扣的越多。现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就是新经济、新模式，人力资本比较高，设备、装备比较低了。我们现在还是增值税什么抵扣物化的产品，工资、薪酬是不让扣的，因此对于制造业有一些办法，对于新经济的业态未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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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抱怨税费中，对企业来讲税和费哪个负担更重？


刘桓：就数额而言我认为税还是更高一点。比如你要交10块钱，其中有一些是必须要交的，因此税的问题是根本。很多的费或者是附加和税是没有关系的，比如中国有一个城乡建设附加税，这个税收没有单独的征收主体，征收对象就是你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之上，比如说一个企业交增值税100万，你的承建附加就是10%，那就是10万，所以这种附加费和附加税是附加税之上的。还有一类，是各地方政府以税的数额为基础所附加的东西，这个和税还是有关系的，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是两个，第一个是部门间开始收费，什么名目都有的，这个要经营。我们现在已经在建立一个交易成本，包括政府的事前审批、事中审批之类的，还有一个目的是要减轻和税有关系的各种附加费。所以税不是唯一的，但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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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营改增减税的数字要有相当的宽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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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营改增的成效怎么样？


刘桓：按照我们国家一般的规定，是一个年度结束之后，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汇集整理数据，因此营改增到底产生多少收益，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营改增对于企业来说整体肯定是减税了，但是目前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在营改增当中受益的企业未必站出来说话，他认为是应该给我的，你现在改就是晚的。比如房地产、建筑安装业，这个好处他们不用说了，这是他们得到的实在。但是营改增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他的预期或者税负降低，或者降低没有那么多的话，他就出来说话了。我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说明营改增没有效果，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营改增到底减了多少钱。去年有关部门测算是5000亿，这个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营改增有几千亿让利给企业就够了，我认为4900亿、5100亿，追求数字的精准是没有必要的。营改增能不能产生5000亿的影响，目前我们还要仔细分析，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把理论说充分，至于说到底减了多少钱，我们数字尽可能精准。因此大家要搞清楚，大家确实得到好处了，百姓、民众对于数字的出入有点差异的话，要有相当的宽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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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数据测算去年有1.5%的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税负上升，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桓：这次营改增很多企业是有收益的，因为我们算过帐，过去营业税5%，现在增值税6%，但是可以抵扣，这点大家是能看到的。这次四大行业当中，有行业还存在争议，首先是金融业，金融业是5%的营业税，现在改成6%的增值税，但是目前我们抵扣的体系没有完全的运行起来，该抵扣的没有抵扣，或者政策不准确的话把它放掉。还有过去很多金融的业务是不交税的，比如说理财、资产管理，现在让你交税了，有些人感觉不适应。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国家有意识放水不去管理呢？过去是地税局管，可以不交营业税，现在是国税管，就是要交增值税了。这个是需要金融业和财政部去对话，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确实应当是在财税和金融之间有一个基数，大家把这个问题说开，以免个别企业和税务局产生争执，因此这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现在问题最多的应当是建筑安装业，建筑安装业去年问题没有显示，为什么没有显示？去年由于在转型过程当中，多数企业是按照老办法，我们国家规定老办法是按照营业税来交，就是交3%，也不按销项、进项。但是老项目和新项目之间的衔接，你总不能说2017年开工还是老项目，因此新项目按照新办法来交，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恢复到3%？这个是要考验，现在税负增加的企业多数是这个行业，这个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它的劳动力成本大概占到30%更多，因为销项11%减去之后的，能不能达到3%以内，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要求我们制度制定部门和操作部门对制度设计合理性要严格的管控，否则造成失误的话想纠正都不能纠正，那这个对企业影响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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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营改增之外的减税办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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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改革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着手点？


刘桓：2017年减税7000亿，是财政部秉承国务院的指示做出的承诺，我是这样理解的，减多少是多少。在目前就是产生两种倾向，你要交税税就重，你不交税就没事，这样的话谁还交税？所以我们法制要严格，两手都要硬，减税要落到实处，打击偷税漏税也要落到实处。刚才谈到我们减税当中有一半是营改增，这个说法我建议不要这么用了。营改增已经实行那么多年了，你再这么说，就不太合适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办法不是特别多，现在只是对小微企业减税，我看这个减税就是几百亿就了不起了。还有高新技术企业，那个是2008年就开始改革了，这个怎么能算作2017年的承诺呢？我们要问新出台哪些税收优惠政策，不要再把过去的拿出来，这是对决策层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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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应和CPI挂钩，为什么不能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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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个税的改革重点是什么？


刘桓：个人所得税从94年开始，几次改革没有跳出老套子，一说改革就是上调起征点，百姓还不满意，因为第一个是时隔多年，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第二物价上涨了，物价上涨了和百姓有关系的绝不仅仅是CPI指数，CPI指数百姓是用的，用到的猪肉、大葱等涨价很严重。起征点，但是要怎么调法更科学，这个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是2011年当的国务院参事，当时我说起征点的问题，我说有两点，一个是指数，就是和物价挂钩，就是CPI上涨多少，起征点调多少，这个和国外是一样的，这些年CPI只高不低，个税起征点为什么不能往上调？比如说油价，国内油价和国际是接轨的。

第二个，各地方之间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税法是统一的，但是立法可以统一，你不能统一全国菜价，不能统一全国房价，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你如果挣3500元的话，想租一个房子都租不下来，但是在三四线城市3500元可以租一个三居室。所以在中国应该是这样，允许在全国人大允许范围内，各省立法，比如起征点是4000元，可以上浮或者下调10%，这样在立法上能够体现出来，这是当年我提的意见，这个意见很遗憾，到现在没有实现，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办法能够变成现实。

这个情景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以研究？第一、制度设计，我们还要不要征到45%，这个45%严格说起来是不合适的。工资收入应当是劳动所得，你去炒股票、卖房子、股息收入最高优惠10%。所以我们说这次税改有两个特点，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劳动者的收入工资薪金税收负担一定要下降；第二、非劳动所得税收应当适当的提高，或者至少是在降低劳动所得税收负担的基础上不要动，尽量达成一个正向差异，现在我们是逆向的，这个是百姓有意见的。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个人申报。因为目前的工资薪金是代存代缴制的，扣税款的会计没有资格决定，税务局可以根据情况来确定他们要收多少。但是中国的百姓一说申报制马上就摇头，一说要扣除就点头，所以申报制还是比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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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最佳模式：每年房价涨1%-2%，CPI涨7%-8%，工资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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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改会怎么推进？


刘桓：这个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解决，但是房地产税收和房产类税收是两回事。房地产税收具体到中国是一个税种，而房产类税收是一个税收的集合群。现在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附加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因此我们说一共是十个税种。我们国家长期是围绕着交易环节，比如卖房子的话，按照新规定的话，要有增值税附加，还有价差过程中有5.5的增值税附加。如果卖房子产生收益的话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你越征税的话房价越高，所以大家说是其到房价上涨的助推作用。但是这不是政府的初衷，我们是想抑制住房价上涨，但是市场不是这么看，市场没有对不对，是自然形成的。目前我们探讨的房地产单一的税种，应该是交易环节以外的印花税，这个税种在中国是有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探讨的是个人住房，我也不出租，我也不经营，就是自己住。现在很多大城市当中有一些房子不住，就是在自住以外的房子如何交税。这个税收其实在中国酝酿了十年，2005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试点开征房产税，十个城市曾经做过试点，但是数据不支持。但是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各省城市之间联网已经实现。

去年年底，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上传递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基本准则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此要让房子回归到基本功能，这个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判，中央下决心要坚决抑制炒房。不是说让房价完全不涨，最好是CPI涨7%—8%，工资涨10%，房价涨1%—2%，但是你现在房价一年涨50%，这个是不行的。于是我们说，在居住和非居住房屋的购买和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种长效机制，让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所以从经济工作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房产税将来是渐行渐进，我们要借鉴上海和重庆的试点的经验和教训，出台一个好政策。这些东西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个是大家要加以关心和参与。